豪利777真人

　　从中山公园出发，一路慢跑，到了外滩，又跑到黄浦江边，直到看到一座斜拉索桥，又往回跑，历时两个小时左右，回到中山公园。这是一位从欧洲外派到上海工作的跨国公司员工于2023年10月的某一天在上海独自跑酷的历程。当他告诉周边人如此经历的时候，即便是几位老上海，也都争执不休起来。有人说，那“斜拉索”是杨浦大桥；亦有人说，那“斜拉索”是南浦大桥。

　　这位外国友人究竟跑到了哪一座桥，他自己讲不清，而听者的莫衷一是，无非显示出大上海之大，单单以建筑来说，就有着不少近似之处。陌生人来到大上海，哪怕有先进的导航设备，也未必不会迷路。

　　即便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也各有说法。有人说是苏州河，更有人说是黄浦江。其实，苏州河的正式名称该是吴淞江。直到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方人认识到——从吴淞江乘船溯江而上能直达苏州，才将之称为“苏州河”。直至如今，上海人无非将吴淞江从黄浦江交汇处到北新泾这一段称为苏州河。原因大抵是上海市区的范畴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跨越北新泾。而如今的情况自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的城市格局，早已经比1843年开埠之初扩大许多倍，即使与20世纪末相比，也有了云泥之别。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开埠之初开拓于老城厢北侧的外滩一带，到如今西有大虹桥，东有临港新城，北及吴淞邮轮经济之发展，南则有祝桥大飞机产业基地、都市型航空城。或者这么算——主城区与五座新城辉映，在这0.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诞生新的魔都奇迹……

　　1843年11月8日下午，英国人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带着三个下属，乘坐由舟山英军基地开出的“麦杜萨”号（Medusa）抵达吴淞，然后换乘“火河”号（Phlegethon）军舰沿着黄浦江南下。傍晚时分，“火河”号停靠在了上海县城小东门外的黄浦江面上。

　　同样是傍晚时分——180年后的如今，当《新民周刊》记者从地铁10号线号线豫园站步行出来，抵达小东门地块时，感觉到的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各个年代建造的高楼之林立，夕阳映照在一些楼宇的玻璃幕墙上，颇有幻色。在这里大概率望不到黄浦江面，但却能闻江风穿越、扑面而来。

　　而英国首位驻上海领事第一眼看到的黄浦江滩，或许是“半江瑟瑟半江红”边上的芦花点点。向西望去，不远处就是暮色中的上海县城。

　　曾为英国驻印度孟加拉湾畔马德拉斯炮兵部队上尉参谋，奉调参加过战争的巴富尔，此前作为侵略者到过中国。所谓担任驻沪领事，对于时年34岁的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表大英帝国来采摘胜利的果实——因为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巴富尔被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选中，1842年10月还曾随璞鼎查到上海商谈开埠之事。

　　此行，巴富尔到上海赴任。当“火河”号刚一靠码头，巴富尔就派人给时任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投递照会，约期见面”。如果以个体而论，在宫慕久眼中，巴富尔不过就是个外国后生小子。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熊月之先生说：“时年55岁的山东东平人宫慕久， 早在1819年就中了举人，之后一直进士不第。幸而清廷在选举人才方面还有一个‘大挑’制度。也就是考了九年都没有考上进士的举子，被选中进京面试。面试当然有看看这些人面相、处事能力等等的因素存在。宫慕久通过大挑，才得以被派往云南为官。”尽管比起之后巴富尔远涉重洋到印度、到中国上任来，宫慕久去云南并非出国。可在幅员辽阔的国度，从沿海到内陆腹地，宫慕久同样面临着不少文化差异、方言不同造成的沟通困难等等事情。五十而知天命——如果不是大清在战争中战败，而与英国人签订《南京条约》，宫慕久未必会被清廷派到上海为官的。所谓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原为驻苏州的分巡苏松道。至雍正三年（1725年）分巡苏松道监理江海关，就与上海发生了关系。直至雍正八年（1730年） 分巡苏松道加兵备衔移驻上海。由此，这一正四品大员又被坊间称为“上海道台”。比起前任来，刚到任的宫慕久不仅仍要监督地方行政、维持地方治安、监理海关，更要准备好天天应对中外交涉。

　　上图：1893 年上海开埠 50 周年时落成，由总税务司赫德邀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建筑师杨斯盛承建江海北关。

　　单以此次为应对上海开埠来说，宫慕久比巴富尔早到上海三个多月。在盛暑中赴任上海道台后，宫慕久布置上海、吴淞的海防工事，提拔候补道台吴健彰、知县蓝蔚雯，又将松江同知沈炳烜调任上海同知。做完这些人事布局之后，宫慕久静待着巴富尔的到来。

　　在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看来，180年前的上海开埠，启动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而宫慕久并不是上海开埠完全的被动参与者，他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引导了当时上海的平稳开放”。在10月6日举行的“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化18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智良如此分析。开埠之际，作为上海地方官，宫慕久在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的第一个回合接触中，实际上就已经体现出其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1843年11月9日，巴富尔坐着宫慕久派来的肩舆，亦即一乘小轿，来到小东门外的江海关。在此，巴富尔向道台介绍了翻译麦华陀、医生哈勒等领事馆的职员，并且提出希望宫慕久为英国人的生活及外商报关贸易提供方便。作为东道主，宫慕久率领文武官员为巴富尔举行了欢迎宴会。10日，宫慕久回访巴富尔，上了“火河”号的甲板，还展现出对巴富尔“颇为尊重”的姿态。考虑到要“面子”的朝廷，宫慕久没有上报回访之事。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给通商五口的地方官所下达的明确谕旨，宫慕久则动足脑筋想执行妥当。且看道光谕旨中有这样一句话——“准各国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为此，宫慕久不仅要帮巴富尔找房子作为领事馆之用，还得为了“永久相安”想出解决之道。宫慕久借鉴了此前广州的先例，希望将领事馆设在上海县城之外。苏智良分析，广州先例，“主要意图在于在外交上有利于控制”。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可以减少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文化方面，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玷污儒家文化”。可是巴富尔并未品味出宫慕久的深意，而是愤愤然离开了道台衙门。他无非希望在当时已经相当繁荣的上海城内租赁房屋，如果不行他甚至扬言要在军舰上搭帐篷办公。

　　当年的道台衙门，位于如今的金坛路35弄。记者眼见此地集贤邨，有八幢式样、结构、层数不尽相同的石库门建筑，大抵是20世纪30年代初利用道台衙门旧址周边空余地面所建。而其马路对面，现在有着不少高层建筑。如果不是刻意探寻，路人很难感受到此地曾经是上海最高地方长官的办公场所。而在180年前，在巴富尔初抵此地的时候，他视野中的道台衙门，却是城中最威严的所在。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的代表，巴富尔内心当然未必把这样的“威严”放在眼里，但他一定会考虑领事馆的场地比起道台衙门是否足够有范儿。极富戏剧性的是，当巴富尔一行愤愤然离开道台衙门之际，突然冒出来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主动上前打招呼，说他知道有处房子或许适合做领馆。于是巴富尔一行跟着他到了西姚家弄。此地具体的位置如今系学院路四牌楼路路口，已经完全寻不到当年英国驻沪领事馆的痕迹了。而当时来说，这里有一处名为敦春堂的院落——四幢二层小楼，上下共52间房，房内有红木家具，院内有水井，有厕所。巴富尔很满意，当即与顾姓房东订约，并付清年租金640银两。在报告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后，11月13日，巴富尔顺利搬入西姚家弄的顾家大屋。在这里，他曾称赞宫慕久“温文尔雅，思想开明”。

　　上图：位于杨浦区的地铁18号线丹阳路站，衔接杨浦滨江与百年水厂，站厅陈列许多历史记忆影像。摄影/姜浩峰

　　在中英双方逐条对照贸易章程和税则后，宫慕久决定，在北门外洋泾浜以北的头坝设立江海关的盘验所，以监管外轮，依法征税等等。如今的延安东路外滩，海关大钟依然屹立。只是世间事早已地覆天翻。回顾180年前清道光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此地开征“夷税”。江苏省巡抚孙善宝向皇帝上奏：“该道等已将验货收税等事，照章妥办。”这意味着上海开埠了。然而，是否真正“妥办”？长期“妥办”？上海的开埠，对清廷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当时，无论是宫慕久还是官阶更高的孙善宝，应该都回答不上来……

　　在苏智良看来，上海开埠后，宫慕久相当尽职。“开埠后的一个半月中，有7艘外国货船进泊上海港，江海关即对其征收洋税。外商们对宫慕久这位地方官表示满意，认为开明公允的上海与广州历来横征暴敛的舞弊形成鲜明对照。”苏智良说，“但对于走私，宫慕久并没有留情，他就英国船违约输运向巴富尔进行严正交涉，在开埠的一个月里，江海关从3艘英船上共查获120余箱。在宫慕久的压力下，巴富尔不得不向上海的英国人发出告示：是‘法律禁止的商品，势必会涉及大英帝国建立的诚信’。”

　　显然，巴富尔告示中所提及的“法律”指的是清朝法律，而不是英国法律。但即便如此，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以《南京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朝被动施行“五口通商”的英国人，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加之一些外国商人初来乍到，由此导致了不少情况。比如1843年11月16日，美国“瓦尔帕拉索”号抵达上海，有水手下船后在上海城外打猎，不幸散弹击中了在竹篱笆后面看热闹的两个男孩，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事引起上海群情激愤。如果以当代的眼光、视角来审视这起案件，本身是一起涉外案件。然而，犯案者是美国商船的水手，与英国驻沪领事也没啥关系。但放在当时来说，最终此事由当时在上海城里西洋人中首屈一指说了算的巴富尔出面解决——将受伤的孩子交由英国领事馆的医生哈勒诊治，在视力有所恢复的前提下，募捐200元钱，请道台买了一块地，以赔偿伤者；同时制订鸟枪管理条例，对打猎做出详细规定。

　　时隔近一年，另一起案子让宫慕久下定决心完成他的华洋隔离之法。当时，上海同知和知县给巴富尔送来一封信，历数英国人种种出格的事情，并称本地政府已抓捕一名姚姓，原因是这名教徒在战争时帮助英国人担任翻译。巴富尔当然不依不饶，在领馆降下英国旗，号称领馆人员将迅速撤离上海，并称他的撤离将由英军予以协助。此事最终由宫慕久登门致歉而了结。之后，宫慕久为了力求避免中英之间的直接冲突，于1845年亦即上海开埠两周年之际，将一份《上海土地章程》送到西姚家弄英国领事馆。1845年11月29日，双方签署章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曾在《海纳百川上海源》一书中提及，“根据这个章程，划定东面到黄浦江，南面到洋泾浜，北面到李家场，面积共830亩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这就形成了英租界”。葛剑雄还特别提到，“我们一般称为租界，英国人自己称为‘settlement’，居民点”。而根据章程，每亩地的租金统一为每年1500文铜钱。如果单单看这份章程，可谓含有宫慕久的苦心——总算将英国人以及几乎所有西洋人隔离到上海县城之外了。其规定中国人不得自租界建房、租房，而外商单户租地不得太大，更不可囤地甚至租而不用。

　　然而，时隔不多久，“租界”也好，“居留地”也罢，反正章程所定、宫慕久所想的许多美好都被打破——1848年11月，英租界已经扩大到2820亩，西面已经到了今天的西藏路，北面到苏州河。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江南一带死亡人口达7000万人，南京以及江南一带的有钱人纷纷逃往上海。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一度占领上海县城，城中人口从35万锐减到4万——原本县城里的来自各地的中国人纷纷涌入租界，彻底打破了华洋隔离的状态。“从1860年开始，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上海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战事。整个上海得到了很大发展。”熊月之告诉记者，“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外利益共同体’。也因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而使得上海有了较长一个阶段的发展空间。治外法权、租界存在、战时中立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上海开埠、华洋混处则是其中最原初也是最关键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共同体明显地呈现出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特点，折射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处境。”

　　熊月之进一步指出，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这些晚清重臣无一例外都不希望上海的租界出现战事。原因在于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些人主导了不少重要产业入驻上海，他们和来自江南等地的一些有钱人都有投资在这里。熊月之甚至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上海——“上海，成为江南人的命根子”。在甲午战争之前，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浸淫于租界的一些国人中的开明人士，也时时能够比较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有多大，明白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哪怕与列强中的一个国家全面开战，也很难有战而胜之的希望。

　　上图：今年7月，改造升级后重新开放的外滩历史纪念馆，展示了上海开埠以来城市的变迁。摄影/姜浩峰

　　“刘坤一、张之洞们，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当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设立后，朝廷当然要派遣各级官员到制造局工作。而他们许多是携着家眷前来。”熊月之说，“同时，一些朝廷大员也纷纷将家人安置在上海的租界。比如湖南人谭延闿，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会元，在辛亥革命之际也主要在湖南参与政治活动。但他的女儿谭祥却被他安置在上海，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逐渐甚至能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谭祥后来成为宋美龄的干女儿。有说法是1931年春，在开往上海的专列上，谭祥初识蒋介石的干将陈诚，后来嫁给陈诚为妻。

　　回看清末时期，因为上海成为一种中外利益共同体，而使得清廷宣布与列强开战时，牵涉到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人们却都不愿意战事延烧到上海来——南方各省督抚大员不愿意，士绅不愿意，即便在上海的各国人等也不愿意。由此，在1900年庚变之际，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才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亦即“东南互保”。“庚变和东南互保，令国人反思——希望国家自强不息当然不错，但一味地对外仇恨，是极其不利的！”熊月之说。

　　在“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化18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卢汉超教授表示，就城市发展规划而言，开埠后上海曾有过影响深远的四次大辩论：华夷隔离之争，华洋杂居之争，上海城墙之争，租界地位之争。所有这些争辩讨论在当时的出发点是市政，核心是变革，结果是促成了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及发展。

　　以租界来看，其在初期华洋隔离的时代，并没有工部局、巡捕房这样的城市管理机构。随着华洋混处以后，租界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加之此后英租界演变为公共租界，又冒出来一个法租界——上海当时的两个租界，以及华界，各种权力的控制力并不相同，城市治理方式不同，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尽相同。“这给了各种不同的力量以不同的生存空间，或者也可以称为‘缝隙落差’。”熊月之说，“各路人等在租界活动，从清末的康梁之逃亡，到章太炎、邹容在租界办报纸、杂志这样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再到辛亥革命。其实辛亥革命是中国各次改朝换代中战事较少、流血不多的一次革命。听说要打仗了，当官的先就跑了，许多就是逃亡租界。原因在于——清末，人心早已不在清廷那里了。”

　　上图：11月8日，《百年黄浦——老城厢与石库门掠影》摄影绘画展开幕，图为赵抗卫作品《石库门的记忆》。

　　1921年7月，中国在上海诞生。苏智良告诉记者：“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年，上海世界社《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宣言》用作封面。”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距今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日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向往和集聚之地。鲁迅曾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在苏智良看来，“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上海显然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由此，上海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发展的同时，红色文化生根发芽。在熊月之看来，《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各城市中，上海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与上海的资源禀赋、上海人的特点有关。

　　苏智良认为，“因为开埠，上海逐渐从一个地区性港口城市转变为国际性城市，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枢纽”。

　　在改革开放以后，回望上海开埠，熊月之认为仍有许多启示。“上海开埠后，并不是依靠军事胜利，或者获得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客观上说，上海开埠后的发展，靠的是开放。比如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很多工业已经是‘外进外出’——原料从国外运来，成品卖到国外去。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也无非看中了上海的开放所获得的收益。”熊月之说，“上海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其生发都与开放有关。上海开埠后的开放，很具有包容性。它是对穷人也包容的一种开放。”熊月之称，回望近代史，生活在上海的人们，80%是穷人——只要能够到上海来，找得到饭碗，收入仅仅能够生存，就很有吸引力。有人掏大粪为生，有人捡垃圾、捡煤核，甚至有人捡香烟为生，当然还有卖力气的码头工人……，正是这些穷人不断来到上海，激发了上海的活力。

　　新近推出《上海人》一书的作家沈嘉禄，在自序中提到，“开埠给了上海千载难逢的机会，也使洋人看到了上海巨大的发展潜力，豪赌一把。外国资本的进入，租界的辟建，移民仓皇失措地涌入，西方文化和近代工业技术的叠加与冲击，加之交通南北、襟江带海的地理条件，还有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游戏规则及由此产生的形格势禁，造就了生机勃勃、光怪陆离的魔都。”

　　回望上海开埠至今，历时三甲子。上海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世界交融的历史，开放的卓越国际大都市的精神气质锤炼史。回顾上海开埠180年，探看当下，展望未来，谁与上海同在？共同成长？

　　正如沈嘉禄所说，“今天，中国来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今天新城市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比一百年前被动的‘城市化’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更能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回望上海开埠，实则也在前瞻中国的前路……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