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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龙君（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博士，浙江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资源要素的整合事关科技创新过程的整体协同优化，本质上是科技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复杂环境通过创新要素流动形成的相互作用、影响、依存的综合系统。科技创新系统要求创新主体必须有彻底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结构、方式和理念的决断力，也要求创新环境必须有支撑多元主体之间要素精细化、高效化、智慧化流动的承载力，同时还要求综合系统应当有内部与外部、动态与静态、风险与保障等二元划分上的平衡力。良好的科技创新系统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科技只有具备良好的创新系统，新兴技术才能不断培育，产业结构才能不断升级，高质量发展格局才能持久存续。

　　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量子信息、脑科学、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科技创新作为各国博弈的主战场，我国既有成绩也有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依旧突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尖端医疗设备等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核心基础技术依然被“卡脖子”。我国基础研究研发投入较低，对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足，2022年基础研究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为6.32%，同期美国为17.2%，法国为25%；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较少，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整合力度较弱，在最新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位中，我国只有华为进入全球前十。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系统面临多方面挑战。一是环境协同性相对较差，整合功能还比较弱。科创平台发展不平衡、共享机制不健全，大多数平台的基础条件较差、发展乏力、资金缺乏；创新政策缺乏联动性，利益分配及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科技研发与创新实践脱轨。二是机制不够健全，要素流动性较差。技术转移、创新激励、成果转化等机制不完善，创新体制不完备；“高精尖”人才区域间流动性差，科技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信贷等资金支持不灵活。三是主体责任不清，聚合发力难。政府与协会对创新过程中“管”与“不管”的事项不清晰；创新研发主体“各自为战”，高校和科研部门多关注学术成果、职称评定，企业多关注短期研发的经济回报。四是伦理约束不力，道德意识弱。国家伦理规范出台的时间短，多地方伦理规范未出台；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责相对还不够明晰，伦理失范的识别机制不成熟，惩罚性措施不够具体；部分主体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伦理要求。对此，我们必须探索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系统，推动高质量发展。笔者以为，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强化数字新基建，构筑数字科创大平台。数字新基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能够助力打通科技创新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的大渠道。构筑一体化数字科创大平台可减少地区间科创发展的不平衡，破除创新“孤岛现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水平。因此，要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生态，以重大核心关键科学技术攻关为导向，在大平台内打造优势企业牵头，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协同，需求企业配合的一体化模式；要推动“大中小”科创企业融通发展，大平台是“大中小”科创企业链条式发展的协同结果，通过头部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打破企业“数字鸿沟”，释放大企业活力，激发中小企业潜力。

　　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激活创新活力。科技人才是永葆科技创新活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培养造就一批科技人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要坚守人才公平引育要求，管理部门尊重用人单位的自主性，用人单位避免引育越界，两者综合保障人才公平竞争；要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机制，畅通科创人才跨区交流合作，制定国际科创人才引进、交流合作长远计划；要探索建设高层次科创人才高地，以北京、上海、粤港澳、成渝等地为高层次科创人才集聚中心，充分发挥人才中心对周边区域科创活动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青年科技人才作用，引导青年科技人才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前沿科学问题研究，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

　　打造“科技+金融”群落，提升系统流速。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将加快科技创新系统的运行、流动速度。因此，要打造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健全货币信贷、证券基金、创投保险、财政投资等全链条式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要打造全方位的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平台，汇聚科技商务、创业投资、国际业务、社会事务等服务项目，聚集评估、专利、法律等专业服务内容；要构建全方位的科技金融制度保障体系，推动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科创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科技金融政策制定，强化金融对科创企业的服务功能，根本解决融资难、贵等基本问题；要推动科技金融“云上”融合，借助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为科技金融提供去中心化、可追溯、安全可靠的智能合约，保障良好投融资关系。

　　以前沿科技为导向，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高质量发展中“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在产业构成上以战略性和未来性等前沿科技为导向，将指引科技创新系统演进方向。因此，要不断加码前沿科技，加大前沿科技研发政策支持，加强与国际前沿科技实验室的联合，实施国内前沿科技研发统筹管理，加大前沿科技领域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外引内联”，加大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产品引进力度，加强国际前沿领域交流学习，以国内重点经济圈为依托，打造集“科技金融+制造装备+物理空间”为一体的科技创新系统圈；要做好产业制度设计，持续深化新兴科技产业“放管服”，完善战略性、未来性等新兴产业的利益分配及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激励性与保障性政策的联动性。

　　加强科技向善指引，完善科技伦理制度。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科技伦理制度，能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引导科技向善，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因此，要加快出台科技伦理综合治理办法，尽快明确负责任创新制度的创新责任标准，加快制定地方科技伦理治理规范、准则；要细化科技伦理审查与监管的主体、责任及惩戒举措，科技伦理规范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主体、责任的清晰，各地方应加紧设立各领域、单位科技伦理委员会，为科技伦理的法治化实施提供平台，并完善配套惩戒方案；要重视科技伦理的区分治理，各领域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差异较大，避免在标准、流程、模式和目标上对各领域问题“一刀切”。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